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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毕业论文精选范文

发布时间:2019-06-04 16:08所属分类:政治论文浏览:155次

本文是一篇政治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现代政治学注重研究政治主体和现实政治问题,如政治制度、国家法律、政治行为、政治决策、政治合法性、政治心理等。是对政治学的记录和总结,今天该网为大家推荐一篇政治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政治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一:安倍政权时期日澳准同盟关系分析

第1 章 安倍晋三的执政思想

 

安倍晋三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其外祖父岸信介曾于 1957 年 2 月 25 日至1960 年 7 月 16 日担任日本首相;其父安倍晋太郎曾于 1982 年 11 月 27 日至1986 年 7 月 22 日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可以说安倍晋三在政治观点上受到二人的影响,尤其是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颇深,他本人也丝毫不避讳这一点,他承认“我的政治 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

岸信介本人是二战的甲级战犯之一,也是日本保守势力的一份子。在组阁之初,岸信介就“把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体制的总设计师吉田茂提出的日美联盟路线看作日本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主张在此框架下解决日美对等化等外交课题”。而同样的政治思想也继承到了安倍晋三的身上。在安倍担任首相一职之前,自民党前副总裁山崎拓就对安倍下了这样的评语:“重视压力的安倍认为,没有军事力量作为背景,压力就很难生效……安倍有可能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可以行使的军事力量”。事实果真沿着山崎拓说言的方向发展着。在 2007 年 1 月 26 日的施政演说上,安倍阐述了其施政目标,即“要使日本成为 21 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新模范国家”,“为此,不能停留在战后废墟上开始的、先辈们所构筑的、辉煌的战后日本成功模式上”,并明确指出“由宪法所支配的行政体系、教育、经济、雇佣、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及外交安全保障等的诸多基本框架,已经明显地跟不上 21 世纪时代的大变化”。

1.1大国意识

关于国家定位,一直是战后日本人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在层出不穷的思想中,小泽一郎曾经提出过的“普通国家论”在日本政坛的影响颇深。所谓“普通国家”。指的是日本要修改宪法和防务策略,做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改变“不能对外发挥军事作用”的现状。具体到每位首相之间,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都不一样。如前所述,安倍在他的演说中毫不避讳这一点,无论是2007 年提出的“要使日本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中新模范国家”、2012 年提出的“要恢复’拥有骄傲的日本’”,还是在各种场合中不断提及的“为世界贡献更大的力量”无不透露着其普通国家乃至政治大国的抱负,因此,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就成了安倍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1.2.价值观外交

从内容角度讲,价值观外交是安倍内阁外交的核心内容,在其”第二任期“体现的尤为明显。所谓“价值观”,指的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2013 年 1月安倍访问东南亚三国期间,提出了其外交的五项原则:第一,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并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第二,由法律而非力量支配的自由、开放的海洋是公共财产,日本愿与东盟国家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欢迎美国重视亚洲的政策。第三,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投资,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并与东盟各国共同繁荣。第四,与东盟共同发展并维护亚洲多样的文化和传统。第五,进一步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在对缅甸方面,2013 年 1 月,麻生太郎重启了 500 亿日元的日元贷款。此次,包括无偿资金援助在内,将增加 400 亿—500 亿日元贷款。这也是日本时隔 26 年向缅甸首次提供日元贷款。3 月,日本政府向缅甸赠款 2.15亿美元,主要用于缅甸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同时向缅甸提供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5.37 亿美元,主要用于仰光迪洛瓦经济特区开发和电力发展项目。5 月24 日,安倍对缅甸进行了访问,表示将向缅甸提供规模达 910 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并免除约 2000 亿日元的对日债务。支持缅甸经济建设的背后,是“支持缅甸的民主化进程,进而推行共同的价值观来争取缅甸,对抗中国”。甚至在面对与韩国的岛屿争端时,安倍也坚持价值观至上的原则,称“韩国是重要邻国,拥有自由和民主主义等共同的普遍价值观。愿(与韩国总统)直接会面交流”。

 

第2 章日澳关系历史回顾:从“二战对手”到“准同盟”

 

澳大利亚和日本“准同盟”关系的达成,并非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二战”之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由敌人变成了“朋友”,还进而变成了“伙伴”。有学者概括这一过程是双方由“敌对转向和平共处,由和平共处发展到友好合作,再由友好合作关系上升到建设性伙伴关系”。

日本与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敌对关系,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两国互相对对方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澳大利亚在参战之时曾认为自己的存在有着三层意义,其中包括了“能够协助把日军赶出太平洋占领地区”。随着战事的发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 1944 年缔结《澳新协定》,旨在“为了使澳大利亚获得免遭日本侵占的永久安全”。1945 年 8 月 14 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一般命令第 1号》,指出“婆罗州、英属新几内亚等地的日本军队应向澳大利亚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1945 年 12 月,作为执行波茨坦公告决策机构的“远东委员会”设立,澳大利亚作为其11各成员国中的一个,名义上对日进行了占领。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对日采取的是强硬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包括严惩战犯、解除日本武装等多方面的制裁措施。但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实行了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日本成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桥头堡”,而美国为了防止日本倒向苏联,改变了对日政策,开始实行了以“道奇路线”为代表的经济支援,意味着美国对日进行了单方面的媾和。这引发了澳大利亚方面的不满,澳大利亚方面称其为“被肢解的媾和政策(piece-meal peace policy) ”,认为“日本的复兴并没有不会再行侵略的安全保障”。但是“被肢解的媾和政策”的实施也为同样属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日澳关系产生了改善契机。1951年 9月 8日《对日和约(又称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最终使得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敌对关系结束,实现了“软和平”。同年 9 月 1 日签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与 9 月 8 日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使得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正式成为了“美国精心构筑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重要盟友”。

 

第 3 章 日澳准同盟关系的特点.................12

第 4 章日澳“准同盟”关系的发展的表现...................17

4.1深化的军事结盟倾向.......17

4.2扩大化的同盟伙伴..............................19

第 5 章 日澳准同盟关系发展的动因........................21

5.1 外力促进内生——美国因素......................21

5.2 海洋战略的需要——日本角度..........22

 

第 6 章 日澳“准同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上文分析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准同盟”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到双方的合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那么,日澳之间到底会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盟友,这不仅是日澳两国之间的事情,也会引起地区内国家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事件。笔者认为,日澳两国虽然存在着诸多的认同和结盟的趋势,但是双方是否会把准同盟发展成为全面的、多边的军事同盟,其前景恐怕并不明朗,存在着如下的诸多制约因素。

 

6.1不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美国角度

首先,针对于美国因素,虽然在短期的实践内,美国促进加深了美日澳三边军事合作以及日澳双边关系,就日美同盟而言,美国也鼓励日本在同盟中更多的发挥作用,但是过于强大的日澳同盟恐怕并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美国需要的是日澳关系处于美日澳三边关系以及美国设定的亚太安全框架下。我们应该看到,日澳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是双方在经贸领域合作带来的自然结果,是双边战略互信的一种反映”,双方防务关系的深化,很有可能带来政治经贸关系的全方位升级,一个强大的日澳轴心,势必会削弱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对于美国在安全、经济方面的需求,进而可能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事实上,美国在 2012 年调整在亚太的军事力部署时,澳防长史密斯就表达了“在澳大利亚建设外国军事基地将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

 

结论

针对日澳“准同盟”上述的特点和趋势,我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

首先,我国要积极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建立亚太地区新秩序。如前所述,在日澳之间的“准同盟”关系的缔结和实施中,美国起到了主导和平台的作用,在其深化的过程中美国也是主要的推手。其实本质上来说,亚太安全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难以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和诚意。澳大利亚对这一点的认识较深,在《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认为“中美这两个区域内乃至全球范围内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周边的战略环境”,澳前总理基庭也称,“面对中国崛起,美国应采取真正服务于地区稳定及更广泛利益的方式,并为构建新亚洲秩序做出建设性贡献”。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之间有必要开展战略对话,寻求共同利益,构建积极的、非对抗性质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于这亚太安全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其次,我国应在面对日澳之间的同盟趋势时保持战略上的冷静和克制,并应加大对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投入的力度,并寻求与日澳合作的契机,尤其体现在反恐问题以及救援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2013 年 11 月,中美之间已经针对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这是解放军首次派出实兵到美国本土举行演习,而中国也加入 201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我国便可以以多边合作为契机,争取与日澳合作的机会,进而减弱日澳之间日趋加强的结盟化、对抗化趋势。

再次,我国应该继续发展自身的经济建设,加强与日澳及亚太地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人员、文化往来,在亚太地区投射足够的软实力,增加我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互信,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他们对于我国的防范心理,使他们意识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可能超过他们的想象,如果在安全问题上还要继续构建对华包围圈、还要对我国过于激进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事实上,2015年 3月,阿博特政府签订了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谅解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虽然过程一波三折,避免了美澳关系的重大影响,但也体现出在中美之间两边下注仍然是目前最符合澳大利亚利益的方式。

参考文献(略)

政治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二:日本网络安全战略探析
 

第一章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网络安全

1.1 网络安全概述

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这一概念,在信息技术层面通常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受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其定义为“保护网络空间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而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网络安全是指保护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网络系统与信息的安全,使其免受其他国家、组织或个人的恶意攻击与破坏,进而保证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委员会(CNSS)对网络安全的定义是“在网络攻击中保护或防御网络空间的正常使用的能力”。日本政府则将网络安全定义为“采取必要措施,对用电磁方式等无法通过人的知觉进行认知的方式记录或传递的信息进行安全管理,保证该等信息不被泄露,确保信息系统及信息通信网络的安全,且保证这种状态得到适当的维护和管理”。

“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是近年来才开始较多出现的词汇,而出现较早、使用更加广泛的近义词是“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这两者在概念上有一定的区别,我国学者俞晓秋在分析总结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后,认为“信息安全重在“信息”本身,即信息的处理、制作、获取、传播、交换、应用、储存等方面的安全。网络安全则重在“网络”,即生产控制、公共服务、信息传播以及数据流动等系统与平台,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而本文研究的对象国——日本,对信息安全的定义是“保护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与可用性”,对网络安全的定义参照上文,这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大同小异。由此可见,虽然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两个概念有诸多交叉点,但二者之间仍存在不同之处,信息安全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而网络安全的定义则更有针对性。

 

1.2 日本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

日本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先进国家,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网络安全问题。2014年2月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情报通信研究机构公布的分析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外针对日本的政府机构、大学和企业的网络攻击相关通信至少达128亿件左右。为2005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值,同时还检测到了针对中央政府的网络攻击,可见针对日本的网络攻击日趋活跃。同年7月,日本政府的信息安全政策会议公布,2013年度对日本政府的“恶意网络连接”已猛至约 508万次,相当于 2010年度的10倍。其中,针对特定的人物、组织的“目的性攻击”增加,被攻击的对象也更加多样化。此前,美国著名网络安全公司火眼(FireEye)董事长兼CEO达夫·德瓦尔特(Dave DeWalt)就曾指出,在卷入网络战争的国家中,“日本是特别危险的”。“因为日本企业富于创新、知识产权多,因此成了攻击的重要目标”。根据该公司的调查报告,恶意软件的回调(callback)通信对象在同一国家的比率方面,日本高达87%,与韩国相当,远远高于不到47%的美国。

从近年来日本媒体曝光的网络攻击事件也可以看出,针对日本国家机密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呈现出扩大化与多样化趋势,且受到攻击的目标不仅是政府、军事部门,也扩大到国会、企业、教育科研等部门,攻击形式更为多样。如,2011年9月,日本《读卖新闻》披露,日本军工企业三菱重工的大量计算机感染木马病毒,其中包括多个重要的武器制造工厂,机密数据很有可能已经泄露。同年10月,《朝日新闻》又报道称,日本国会多台计算机遭到入侵,同时多名议员的私人电脑中也被发现植入间谍程序,大量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敏感信息与机密数据外泄。2012年6月,日本原子能安全基础机构发现多名职员的电脑感染了病毒,导致包括福岛核泄露事故资料在内的大量政府资料外泄。2013年4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宣称,检测到其服务器遭到非法访问,国际空间站日本实验舱“希望号”相关内部信息泄露等。而这些向公众披露的网络攻击事件也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日本“政府部门信息安全横向监控应急小组(Government Security Operation Coordination team, GSOC)”在政府各部门设置的网络攻击探测设施统计到的数据,2013年针对政府部门网络的恶意连接由2010年度的48万次剧增至2013年度的508万次,收到的可疑电子邮件也由2010年度的118件增至2013年度的381件。

 

第二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沿革

 

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演变到今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1至2009年,在这个阶段中,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提出国家IT战略,并将信息安全作为IT战略中的具体政策之一;第二个阶段是2010至2012年,这个阶段中,日本政府意识到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是不容轻视的重要课题,将信息安全政策从IT战略中独立出来,提出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至今,日本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将之与传统信息安全概念区分出来,提出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即现行的《网络安全战略》。

 

2.1 IT 战略阶段

2000年7月7日,在第26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8峰会)前夕,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成立“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推进战略本部”(以下简称IT战略本部),由时任首相森喜朗亲自担任部长,旨在全面推进日本的信息化革命,同时成立的还有由信息技术业内人士组成的“IT战略会议”。7月21日,G8峰会在日本冲绳县举行,主要议题就是信息技术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随后会议发表了《关于全球信息社会的冲绳宪章》(以下简称《IT宪章》),旨在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缩小各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差距,建设全球信息化社会。以此为契机,同年11 月,IT战略会议发表了《IT国家基本战略》,宣称要在5年内将日本建设成为世界最先进的IT国家。2001年 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以下简称《IT基本法》),正式提出“IT立国”战略,为日本的信息技术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指明发展方向。同时,《IT基本法》还将原IT战略本部与IT战略会议合并为新的IT战略本部,仍由首相担任部长,负责国家IT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工作。

新的IT战略本部成立后,以此前的《IT国家基本战略》为蓝本,于2001年1月发布《e-Japan战略》,正式将IT战略上升为日本的国家战略。该战略阐述了IT革命的历史意义以及日本制定IT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要求在5年内将日本建设成为世界最先进的IT国家,进而提出推进日本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四个重点政策领域:第一,建设超高速网络基础设施;第二,完善电子商务制度与规则;第三,实现电子政务;第四,加强人才培养。

同年3月,IT战略本部在《e-Japan战略》提出的四个重点政策领域基础上发表《e-Japan战略重点计划》,进一步制定了各领域具体的目标与政策。其中,计划的第六部分题为《确保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揭示日本在建设信息化社会过程中面临的信息安全问题,并制定了较为具体的应对措施。文中指出,网络通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不仅对政府与企业造成威胁,同时也会在经济、国民生活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是建设信息化社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同时,日本无论在信息安全政策的制定,还是在硬件防火墙等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均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实现2005年将日本建设成为最先进IT国家的目标,制定与完善信息安全政策是刻不容缓的。

 

2.2 信息安全战略阶段

随着信息化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广泛而复杂,仅仅依靠IT战略本部与传统信息安全部门远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2004年,IT战略本部发表了《致力于信息安全问题的政府作用、功能的修正》,文中再次强调了信息化社会中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来进行信息安全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工作,并设置相关的政策会议。依据此决定,日本政府于2005年正式将内阁官房下属的“内阁官房信息安全政策推进室”(2000年设立)改组为“内阁官房情报安全中心(简称NISC)”,负责日本信息安全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并设立了“信息安全政策会议”,负责讨论、公布与实施NISC提出的政策。

2006年2 月,信息安全政策会议发表了《第一次信息安全基本计划》。该计划阐述了信息安全在日本国家政策中的定位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提出“运用信息技术实现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运用信息技术改善国民生活水平”、“运用信息技术应对信息安全威胁”三大国家目标,以“安全立国”的思想为基础将日本建设成为“信息安全先进国家”。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日本计划建立起“新官民合作模式”,加强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企业、个人的联系,同时在政府内部进一步改善信息安全制度,扩展NISC的职能,并每三年对该基本计划进行一次回顾与调整。

2009年2 月,《第二次信息安全基本计划》发表,在前次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具体方案,并回顾总结了三年期间取得的成果。

2009年7 月,美国与韩国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若干政府网站、金融机构、媒体等网络瘫痪,美方与韩方均声称攻击源头是朝鲜。虽然此次网络攻击并未波及日本,但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同样意识到了网络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内阁官房长官平野博文公开表示:“不能否认我国成为攻击对象的可能性,……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保障和危机管理的重要课题”。2010年5月,信息安全政策会议发表《保护国民的信息安全战略》,标志着日本的信息安全政策不再是IT战略的附属,而正式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之一。

 

第三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实践...........19

3.1 日本国内的主要实践内容..............19

3.2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国际合作实践................21

第四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与启示..............28

4.1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28

 

第三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实践

 

在《网络安全战略》发布后,日本政府的网络安全实践逐渐广泛化、机制化,一方面在国内建立改进了多个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部门与机构,出台多项网络安全政策实施细则、规范与评估标准,并在民间开展人才培养与宣传普及等活动;另一方面建立并加强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网络安全对话,尤其是将网络安全保障纳入日美安全保障机制中,多次开展高层次深度合作。

 

3.1 日本国内的主要实践内容

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

2013年11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案。12月4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成立,并将于2014年1月在内阁官房下设立其执行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立后,日本政府拟将于2014年内制定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新的《防卫计划大纲》。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是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为范本的机构,因此又被称为日本版NSC,它将成为一个统筹有关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及国家战略的“司令部”。今后,将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所在的首相官邸为中心,迅速收集有关外交、安全保障信息,以及时作出重要决策。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核心是由首相、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组成的“4大臣会议”,加上副总理,原则上每两周会晤一次。此外,在涉及国民生命和财产的情况时,将召开“紧急状态大臣会议”,决定基本对策和方针。当需要派遣自卫队时,为了确保文官统制,则需召开4大臣外加总务大臣、国土交通大臣等人参加的“9大臣会议”,决定具体对策。

 

第四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与启示

 

4.1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

通过观察日本发表的各项网络安全政策,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既有借鉴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理念和模式的痕迹,也有其独特的创新点,这与日本所处的特殊安全环境是分不开的。整体来看,日本的网络安全政策由早期的被动防御逐渐向今天的主动防御模式转变,这也体现了冷战后日本谋求更多政治空间与军事空间的野心,具有显著的日本特色。通过分析日本网络安全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当前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特点:

①、战略主动性日益加强。

由于日本的特殊地位,其各项安全政策通常均是以防御为目的,并不会主动出击。但随着新世纪国内右翼政治势力抬头,日本的外交理念逐渐发生转变,同时国际网络安全形势始终处于飞速变化之中,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理念也随之发生转变。自2010年《保护国民的信息安全战略》发布以来,日本的网络安全政策由被动防御逐渐向主动防御转变,建立起能够主动发现并提前应对网络威胁的组织体制,而不再是传统的受到网络攻击之后再进行应对。这种战略转型同时也体现在2014年防卫省组建的“网络防卫队”身上,这支部队不仅具有防御职能,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在保障本国网络安全的同时,还可以研制、运用网络武器对他国进行主动攻击。

②、重视构建安全的网络环境。

日本从最初的网络安全政策开始,就强调要建立起安全的网络环境,使全体国民都能够安全、方便、放心的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保护国民的信息安全战略》中就提出,为了能够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营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是十分必要的。这样的环境需要每一个普通用户都能够认识到网络带来的威胁,提高自身安全意识,积极主动的采取防范措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对普通民众的宣传普及工作,多年来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另一方面,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失落的十年”,日本经济始终未能彻底恢复元气,历届日本政府都以发展经济作为其首要施政目标。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先进国家,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出现的网络技术是未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构建安全的网络环境也就成为了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这种思想在日本的历代网络安全政策与战略中均有提及。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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