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评价转变反映的史学思潮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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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洪秀全的评价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清政府称其为“逆首”;清末革命党为反满需要,尊其为民族革命先烈;国民党政府继续沿用这一称呼,而共产党称其为民主革命的先驱。1949年到1976年,洪秀全被尊为人民英雄,被不断美化、神话。1976年之后,研究回归理性,洪秀全被称为起义领袖,不再被一味美化,但又出现了另一极端现象,即对其人其事全盘否定。对洪秀全评价的变化反映了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嬗变。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洪秀全; 史学思潮;
Abstract： The view on Hong Xiuqua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change. Before1949,the Qing government called him the leader of the rebels. By contrast,the anti-Manchu revolutionary party in late Qing praised him as a martyr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So did the Kuomingtang government.The Communist Party called him a forerunner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From 1949 to 1976,Hong Xiuquan was respected as a hero of the Chinese people,continuously beautified and mythologized. Since1976,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y has returned to reason and people now call Hong Xiuquan the leader of the uprising and no longer over beautify him. Yet some of them go to the other extremity,that is,the total negation of his role in history. The changing view on Hong Xiuquan is part of the broader change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thoughts.
太平天国运动有别于之前的历代农民起义。它有自己的纲领如《天朝田亩制度》,有自己的历史书写如《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起义记》,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如《原道醒世训》,还有天历、科举制度、文字等。太平天国不仅在军事上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要推翻封建正统。失败后,太平天国的各种印书和文书被毁,民间谈论太平天国也成为禁忌,太平天国的史事和人物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清王朝覆亡后,大量太平天国资料被发掘,谈论和研究太平天国的人日渐增多,太平天国史事渐渐明晰,但对其史事和人物的评价却歧见百出。这种分歧尤其体现在太平天国的灵魂人物——洪秀全身上。对洪秀全评价的变化,1反映了史学思潮乃至社会思潮的变化。
一、造反者与革命者(1949年之前)
在清朝政权存在期间,任何对其统治不利的言行都是被禁止的,比如清初为镇压江南民众反抗而制造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震慑士子而频频兴起“文字狱”。尽管受到高压,民众的反抗斗争却从未停止。晚清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宣扬“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2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宣称“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3这些文字体现的历史变易观挑战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正统史观,因而受到封建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太平天国又因与清朝争夺天下而受到曾国藩等清朝官僚的军事围剿。洪秀全被斥为“逆首”“剧寇”,太平军也成为“贼寇匪逆”。
同情、支持太平天国者如清末革命党则称太平天国人物为“英雄”“先烈”,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革命党人大力宣传洪秀全等人的事迹,甚至假托太平天国人物杜撰诗文楹联。1902年,孙中山授意刘成禺“搜罗遗闻,撰着成书”,以“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作为革命党“宣传排满之好资料”。4成书后的《太平天国战史》使用太平天国纪年,以“存汉朔”。不同于之前清朝的官修书,如为剿平太平天国提供参考的《贼情汇纂》,或为弘扬武功而修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太平天国战史》是晚清第一部完整的、在清朝统治政权尚存的情况下,从造反者角度撰写的支持造反者的“史书”,封面兼题“汉族流血书之一”“汉族流血书之二”。孙中山在“序”中将洪秀全与朱元璋相比较,反对“是朱非洪”这些“以成功论豪杰”的论调。他视洪秀全为反清复明的“豪杰”,批评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5该书号召洪门会众坚守洪秀全等人遗志,继续反满兴汉,为孙中山赢得了广大洪门会众的支持,而内容是否真如孙中山所言是“信史”已不重要了。
为使“家国种姓之事”为更多“里巷细人所识”,1905年6月4日开始,革命党人黄世仲在香港《有所谓报》上连载《洪秀全演义》,1907年香港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发行了单行本。作者以文学手法“演洪王大事”,以达到“扫成王败寇之腐说,为英雄生色”之目的。6书成后风行海内外,对革命反满起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革命党人在史书书写上明显受到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提倡资产阶级“新史学”,震骇一时。他呼吁史学要“知今务”,不仅要陈述“事实”,还要有作者“理想”;要区分“朝廷”与“国家”、“君史”与“民史”,反对正统论、治乱循环论,因而为洪秀全“悲”,因“其与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7革命党人正是将历史与现实关联,借史乘中洪秀全等人之片段,发挥成篇,提倡民族精神,鼓吹革命排满。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族革命史观成为论述太平天国史的主流史观。1923年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和李法章的《太平天国志》皆秉持民族革命立场,对洪秀全大肆褒扬。81929年王钟麒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坚称太平天国“革命精神之所托,有足为后世称道者,确有其典章制度在,当不容清廷官书之抹煞,随兵败以俱湮也”。9
其后出版的一些近代史论着既持民族革命立场,又不同程度地批评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肯定曾国藩。1935年出版的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肯定了洪秀全起义的合理性,但认为洪秀全不能救中国,其宗教思想“极为幼稚”;太平天国“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即使洪氏侥幸成功,不过以暴易暴,而其狂妄之思想,摧残文化,祸犹未可知也”。而曾国藩“遇困难多能忍耐”,“有深思远见之方略”。太平天国留下深刻教训,“叛乱未起,政府尚未失其尊严,犹能维持境内之粗安。祸乱既作,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习惯,遂至群盗蜂起。当局者苟或不严办理,则人民不能安居,而痛苦将倍蓰于前也”。该书从历史观照现实,对中国的前途也有论述,认为“中央军剿共已久,迄未将其肃清”,“今日政治上之急务,首在中央权力达于各省”,“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统一后,再通过“逐渐改革”,达到“许民参政”。101938年蒋廷黻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又名《中国近代史大纲》),虽称道洪秀全反满兴汉,肯定其宗教迎合了民众心理,平均地权也富有政治家眼光,但认为太平天国仍是“旧社会走循环套”,洪秀全“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而曾国藩将守旧和革新并行,对近代史作出了大贡献,但这种“士大夫式的运动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追随总裁,谨守总理遗教,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11
1944年萧一山出版的《清史大纲》(后更名《清代史》)和简又文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都肯定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如果胜利了,对民族复兴有推动作用,但又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提出批评。萧一山批评洪秀全“要彻底的宗教革命”,帝王思想和阶级观念非常浓厚,只是偶然地为民主政治留下一点影子,而曾国藩“是近代伟大的人物”,于民族革命可说是“罪人”,“但他们在无形中转移了满人的政权,功过亦足相抵”。简又文批评以曾国藩为首的传统礼教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用民主政体、民权主义来衡量太平天国,主张用“历史的态度”兼“时代的眼光”科学客观地看待太平天国的人和事,“不能厚非洪秀全等之沿用古制为帝为王续行专制”,认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势力相斗争”导致“空前的毁灭力”,“成为历史的大悲剧”。12
这种在肯定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的同时,又肯定曾国藩的作用,是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的现象,与蒋介石的态度有关。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欲亲自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为其辩诬,13称太平天国乃“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白崇禧评价“太平天国在革命史上自有相当之价值”;于右任、李济深皆作文或题词颂扬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精神。14《太平天国诗文钞》的编者罗邕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建议,“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等名称,以保民族革命之光荣”,于1930年7月24日获得批准。15太平天国人物终于在政治上摆脱了“贼”“匪”等污蔑性称呼,由国民党政府以法令形式定性为民族“英雄”“先烈”。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称洪秀全起义为“太平天国举义”,16可见其一贯的肯定立场。但蒋介石吸收洪秀全、曾国藩史事中对其有用的一面,在肯定洪秀全领导的民族革命时,又肯定曾国藩等人对清朝的贡献,认为“曾、胡、左氏之言,皆经世阅历之言,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17蒋介石的态度反映了其处于外敌欺凌和共产党革命的双重压力下,对曾国藩行为的理解和支持,也反映了他抗战建国的立场,即遵循国民革命的路线,推行“三民主义”的建国方针。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文人如蒋廷黻、陈恭禄,在“民族革命”的主流论调下,将太平天国史事和人物纳入近代史的整体框架内,用进化史观重新解释,以“能否救国救民族”作为评判标准,肯定曾国藩,将农民起义等不支持政府的行为视为民族复兴的阻碍力量。萧一山完全迎合蒋介石的论调,简又文也批评太平天国的“毁灭力”。在抗战建国的道路选择上,他们支持蒋介石政府,批评共产党革命。
但支持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突破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史观的叙事模式,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做出了新的解释。1930年李一尘、1932年张霄鸣皆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分析了太平天国的起因、阶级成份和两大对立营垒。李一尘将洪秀全划归小资产阶级,认为太平天国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矛盾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农民革命”,不是进化史观认为的“一种无意义的骚动”。中国的革命者要“正确的估计中国革命前途”,就不可忽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张霄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阶级营垒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洪秀全是“破产的下层知识分子绅士”,太平天国是“反封建势力的农民革命”,失败的首要原因是“没有中坚有力的领导阶级”,号召“革命的战士们”努力完成太平天国未竟的反帝反封建任务。18两书虽然囿于资料局限,史事不完全正确,如洪秀全家族并非“破产”,但皆借太平天国运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合理性。书中提出的“中坚有力的领导阶级”“反帝反封建”等概念,让人耳目一新,为后来的研究开启了新的分析模式。
1946年范文澜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其观点迥异于资产阶级史家,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观点甚至针锋相对。针对蒋廷黻的“循环套”论,范文澜认为“太平革命”揭开了“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太平天国的“一神教比多神教、拜物教也是大进一步”;“太平革命”是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事件,与“五四运动”同为一百年来历史上两大转变时代的标志,但领导者的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安乐思想导致革命失败,历史决定这个革命只能起着民主革命先驱者的作用。书后附有《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称曾国藩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19显然,该文是为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而写。
这种新的诠释话语体系的出现,缘于一些学者发现生物进化论并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现象。带着困惑和反思,他们继续寻找更科学合理的解释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进入他们的视野,并被接受和传播,促成了他们的唯物史观的形成。他们运用新理论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史事和人物,从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出发,为中国革命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意义,因而得出不同于进化史观的解释。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又应时代的特别需要而写。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国共两党摩擦不断,蒋介石政权及其右翼文人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史学领域鼓吹“三民主义”建国和独裁统治。共产党内严格遵守共产国际指示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也在加大。毛泽东需要构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重新解释近代史和太平天国的史事和人物。1939年冬,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20该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高度评价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反驳“三民主义”建国的论调,强调“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毛泽东并鼓励范文澜在史学领域展开斗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即应这一政治和文化斗争的需要而作。该书运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此开创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观书写模式。
综上所述,1949年之前,各界对洪秀全的评价不是单一不变的。清政府称洪秀全为“逆首”;清末革命党因反满需要而称其为民族“英雄”“豪杰”。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因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设计存在差异,因而对洪秀全有不同评价。在民族革命史观下,“先烈”等成为蒋介石政府的主流评价,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知识分子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不利于救国救民族;在唯物史观下,中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视太平天国革命为民主革命先驱,大力褒扬太平天国史事,同时也不讳言太平天国及其领导者存在的缺陷。各方因政治立场不同、话语体系不同,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遂因之而变。
二、“人民英雄”(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后,洪秀全被尊为“人民英雄”而受到景仰。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和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30日又经全体会议通过。闭幕式后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宣读碑文后,亲手执锹铲土,以表崇敬先烈。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内容是“金田起义”。金田起义的领导者和起义者的“人民英雄”形象经由第一届政协会议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英雄获得了同样尊崇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因之而成为显学,取得很大进展。尽管学者对太平天国的性质有争议,但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使用革命话语体系,关键词离不开“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进步阶级”“进步政党”等,“宗教革命”说遭到批判。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虽一度删去“说明”中批判曾国藩的一段话,但后来的版本重又加上,并一直保留;1955年第9版对太平天国失败的评价加了一句“农民阶级不得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无法负担民主革命的任务”。21
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争鸣的其他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已风流云散。蒋廷黻随蒋介石退居台湾,继续为蒋介石政权出谋划策;简又文移居香港,批评大陆“马克斯派史家”之专着或论文“均根据马克斯之经济史观立言,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阶级斗争,农民革命,千篇一律,如刻版、如八股”;22追随中共政权留居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则逐渐统一到唯物史观上来。陈恭禄在1956年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严厉批判旧着《中国近代史》,认为其“毒害了青年”,是站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说话。具体而言,他批判旧着对农民起义认识存在三点错误:“污蔑起义军领袖是‘盗魁’,并斥起义群众是‘会匪’‘盗贼’”;“夸大革命的破坏”;“武断一般革命无建设”,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效果同于歪曲历史”。他新认识到“农民起义和革命活动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而曾国藩是“官僚大地主的代表”,是“民族的罪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旧着是“主观唯心史观的着作”,“污蔑人民革命,反苏反共”,“完整的成为极反动的思想体系,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代言人”。23
罗尔纲也对原来的观点作出修正。在1936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自序”中,罗尔纲认为,“最近”太平天国写作“多成为一种理论的解释”,“近于宣传”;历史家的任务是“求真”“传信”,不要为“时代的观念”所持,因此作者称洪秀全是“知识分子”,太平天国是“贫民革命”,但“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24但在195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自序”中,作者称太平天国之“伟烈固非秦汉以来历次农民起义所可得同日而语,即后之辛亥革命亦远不足以望其项背,倘太平天国革命成功,则中国必不致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可断言也”。太平天国“革命先烈”“反封建反侵略之伟大精神”、“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之壮烈牺牲史迹,则永为中国人民所缅怀追思”。1955年第3版中,在“本纪第一·天王”篇原篇首第一句“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前加上“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大舵手叫做洪秀全”,下文又进行详细论述,并称赞洪秀全个人生活“非常严肃”,“反革命分子记载说他‘晏安’‘荒淫’,完全是污蔑、狂吠”;对于洪秀全的不足,只批评他“与群众中间隔着一个媒介体”,“不能积累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去实际领导太平天国革命”。1957年第4版在“重印题记”中批评1955年版“有些地方仍然强调进步的一面,忽略了落后的一面”,“对历史事实也有评价过高或者看错了的地方”,因此“作了一些初步的补充或修改”,但对洪秀全的评价并未改动。25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罗尔纲的“学术进步”。26
他们的这些思想转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运动”促成的。1949年10月华岗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中特别提出:“每一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或简直包含着人性与人品的改造。人们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斗争过程中,同时也就必须改造自己。如果没有这后一种改造,那么前一种改造也就不能彻底完成。”27这是一个大有深意、具有先见之明的提法,呼应了《共同纲领》的教育政策。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决定,“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281950年6月,毛泽东指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办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29从1951年秋开始,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封建主义影响,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最终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周恩来应邀为京津高校教师做辅导报告,报告中允许知识分子从民族立场到人民立场再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逐步转变;态度上,强调分清敌我友,允许知识分子从同情革命到参加革命的转变。301954年, 胡绳构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诠释体系,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因该体系突出阶级斗争的革命作用,太平天国运动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次革命高潮。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达到了统一,近代史研究中唯物史观和革命叙事取得了指导地位,农民起义及其领袖被拔到很高的位置。
陈恭禄在思想改造中,自述学习政治理论越多,对旧着的毒害认识越深,内心痛苦不安,保证不再用旧着《中国近代史》授课,也不愿意再研究中国近代史,情愿躲在古代史料堆里,逃避现实。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共同工作的同志”态度诚恳地鼓励他对旧着进行批判,他“受了感动和鼓舞,有了勇气,不但愿意批判旧着,而且决心重行研究”,31于是近乎彻底地否定了旧着《中国近代史》。罗尔纲自述,在解放前后即知道走中间路线的错误,知识分子必须“一边倒”,“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就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自己是中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毒”。1950年春,罗尔纲作为贵县代表参加了贵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实际行动参与政治。1958年5月30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批判胡适思想的影响,罗尔纲也批判自己的考据方法“无法用于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要“改正自己的短见和错误”,32因而不断修改《太平天国史稿》的内容。罗尔纲并认为,胡适“申斥”他在《太平天国史纲》中“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的公正”,是立场问题,是错误的。33
这一时期由于史观导向正确,学者摒弃了民国年间的错误认识,澄清了一些理论问题,研究取得显着发展进步,关于太平天国的专着和论文的数量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首屈一指。但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存在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表现为一味讴歌、美化太平天国的史事和人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谴责“反革命破坏”行为、为太平军辩护的叙事模式,也被学者沿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序言”称那些“出于反动地主阶级之手的书籍”对“太平天国革命尽力污蔑”;《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迟迟不能出版,是因为当时中国史学会认为那是清方文人写的“反面资料”,不宜出版。罗尔纲特别撰文《满清统治阶级污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为太平军辩诬,直至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写资料“说明”时,仍沿用此模式。此外,对“宗教革命”说的批判导致学术界长时期回避或否认宗教现象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存在,即使提到,也只是简单地予以斥责。这些研究工作中的“幼稚病”,限制了对太平天国认识的深入。
政治上、学术上对阶级斗争作用的过分强调和对农民起义领袖的过分美化、拔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64年对李秀成“忠王不忠”“背叛革命”的批判。李秀成在自述中对洪秀全的批评皆成为批判的靶子,曾经肯定过李秀成的学者如罗尔纲也因“伪降说”而受到批判。对太平天国人物的评价开始偏离正常的学术轨道,学术争鸣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文革”中借“历史问题”给党内一大批功勋卓着的老干部扣上“叛徒”的罪名而进行打倒、批斗制造了舆论。“文革”中,洪秀全成了“近代中国讨孔运动的先驱”“反儒的法家”。这种评价是与当时“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相呼应的,“反孔”还是“尊孔”成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评判标准,成了“两条路线”之间的阶级斗争。“影射史学”由此泛滥成灾,严肃史学遁迹无形,学术研究陷入窒息。
三、“起义领袖”与“邪教主”(1976年之后)
“文革”结束后,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回归理性。1976年底,史学工作者提出要批判“四人帮”对太平天国研究造成的祸害,后来又提出纠正“神化”洪秀全、“鬼化”李秀成等人的问题。王庆成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不容否定”,批驳了梁效、罗思鼎之流根据“四人帮”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曲解历史事实,用“路线斗争”论来塑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做法。34任继愈等人撰文批判“影射史学”,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3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些会议及其成果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史学界继续反思“左”的影响,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运用唯物史观上有明显进步,不再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而是称其为农民运动,其领导人为运动领袖;对太平天国的各项政策制度的评价也趋向客观公正,对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如湘淮集团乃至整个“地主阶级”也展开专门研究。同时,研究上追求实事求是,避免为尊者讳。比如,王庆成摒弃洪秀全提出和实行“四大平等”说;又突破禁区,对太平天国宗教做了开拓性研究。1992年,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第一部专着《太平天国宗教》出版。36
尽管太平天国研究在这一时期有重大突破,成绩显着,但不再是热点,而是渐趋冷落。在依然受到社会关注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1989年1月,冯友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否定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他认为太平天国推行的是神权政治,洪秀全的宗教宣传和神权政治要把中国拉退到黑暗时期;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基于人权基础上的“圣战”,“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371990年7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完成。该书将毛泽东一生分为“科学的、空想的、荒谬的”三个时期,当时未能在大陆出版。李泽厚一反之前肯定太平天国“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的态度,放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历史上的任何农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国”之间有“原则的区别”的观点,否定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又将洪秀全与毛泽东进行类比,批评他们“不能把非常时期和军队里的办法应用和推广到正常时期和整个社会”。38
其后,又有唐德刚以“野史”笔法,将洪秀全和古今中外的人物进行类比,称“洪天王不如毛主席”,“洪秀全……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的‘教父’”,“‘太平天国’实为一四像、四不像之‘改朝换制’(不只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政权”。39潘旭澜以文学的激情将洪秀全想象为“科举怪胎”“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西装上衣套龙袍的瘟神”形象。他认为,“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当这“句号”“被彻底扒掉,就必然会‘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40历史学者史式呼应潘旭澜的论调,认为“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41
这种全盘否定现象的出现,源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泛滥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紧密关联。42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调整,促成现代化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热点,并与革命史叙事展开论争。学者多摒弃将两种叙事模式对立的观点,而认同新时期两种叙事模式可以相互借鉴、包容共生。但也有极端例外。在评价太平天国时,有些学者将两种叙事对立,观点惊悚,用语激进,但并未超越蒋廷黻,仍认为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利于现代化,而肯定曾国藩。
后现代理论的输入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现代理论主张“往事不可追忆”。其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运用“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小说创造的运作”。43这就导致了客观历史真相不可知的怀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为打着“还原历史真相”、任意歪曲历史事实、随意臧否历史人物大开方便之门。后现代理论认为“那种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说理、论证的做法已经不再为时人所采用,取而代之的是用多变的色彩、强烈的感觉变化、没有逻辑联系的影像组合来达致一种突兀、奇特的印象,由此来传达信息,获得传播的效果”,“历史学家那种用历史叙述的方式”以及“隐含在这种叙述方式背后的历史演化进步的观念,也随之而遭到抛弃了”。44那种“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之类的假设史学,就是抛弃了逻辑严密的论证方式,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无视革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将历史推向唯心主义境地,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极大混乱。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因其危害极大,早已引起很多学者的警惕和抵制,附着于其上的各种论调因存在着史实、理论和论证方法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史学家的批驳。围绕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变化,反映的是是否坚持和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革命有其客观必然性,历史发展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不容置疑的。
余 论
每一时期,在主流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总有非主流的声音出现。太平天国运动从“造反”“革命”到“破坏”,洪秀全从“人”“神”到“鬼”,围绕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人物,为什么会评价迥异甚至截然对立?根本原因在于史观不同。除了须警惕后现代理论“以论带史”的陷阱外,在占有史料一致的情况下,国共两党及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皆因秉持的史观不同,导致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差异,这其实涉及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中国道路、中国前途的问题,反映了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诉求。对于一些刻意美化、拔高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是后来者从各自的目的出发对“修改和重写”历史事实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历史事实的重视程度,“使它们成为现在的能量源泉,使得现在和过去能够相互确认和证实”。45如何使评价趋于一致?有学者建议“抛弃现有叙事特有的目的论,特别是强加给中国近现代史的既定进程的人为‘结局’,并重建一个能够说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的经验及当代发展之间历史与逻辑联系的主叙事,以此重新界定中国的近现代史”。46这恐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脱离客观实在的抽象的普世“主叙事”未必存在。
不仅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存在着不同时期不同解释的问题,就是国外学者以局外人的身份研究中国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费正清的“西方中心观”的“冲击—回应”说未尝不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对立在意识形态、历史领域的反映,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未尝不是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史学界重新重视中国的表现,“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时时透露出时代变迁的轨迹。47但是历史学家有历史学家的责任,这个责任关乎人类、国家、民族、社会的未来和发展,因此对历史的解释不应该随心所欲,而应是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史料和严密逻辑论证基础上的解释,任何歪曲历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虽能博得一时关注,但终究禁不住历史的检验,而要被抛弃。
从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到后现代理论,中国学术界在传承自己学术传统的同时,也一直注重借鉴国外主要是西方学术界的理论。这些国外理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如果完全不加批判地接受来解释中国历史和实践,难免僵化、削足适履,所以毛泽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自己的史学理论,以书写、解释自己的历史,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后现代理论在鼓吹历史真相不可知的同时,也颠覆了西方中心论,解构了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话语霸权。48其重“解构”、轻“建构”的特点也为中国史学理论发展提供了契机,有利于中国史学界思考如何建构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解释中国历史,做到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说了算。现在史学界呼吁史学理论本土化,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的“新革命史”“新现代化”“新社会史”等,是对原有理论的修正和超越,已经走出了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的圈子,转而主动思考、寻求适合自己的理论。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角度可能呈现不同面相,但这些面相不是历史真相,只是真相的一个表现。对应不同的面相,可以运用不同的理论进行相应的解释,最终目的是为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地呈现真相,而不是将真相固定为单一面相。经过这样的研究和积累后,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近,历史真相就是可知可感的,而不是悲观地认为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字建构。当然,这是一条艰辛的路,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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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对洪秀全评价的变化,学术界关注较少。刘浦江的《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对此有所涉及。
2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洪仁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7页。
5孙文:《太平天国战史序》,汉公:《太平天国战史》,东京出版祖国杂志社1904年版。
6世次郎:《洪秀全演义》“例言”,1906年石印本。
7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夏晓红、陆胤校,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2页。
8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文明书局1923年版;李法章:《太平天国志》,常州华新书社1923年版。
9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何炳松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12页。
10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140、132、188页;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第683、691页。2017年版本为1935年版本的校对版。
1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重庆青年书店1939年版,第53—54、125、141页。
12萧一山:《清代史》,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84、187、190页;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自序”第8页,正文第4、11—12、14页,“太平天国全史导言”第4页。
13蒋中正编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1929年印行,第1页。
141928、1929年蒋中正等人之“序”或“题词”,见罗邕、沈祖基辑《太平天国诗文钞》,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15罗邕、沈祖基辑《太平天国诗文钞》,第193—194页。
16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40页。
17蒋中正编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第4页。
18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大光书局1936年重版,第153、4、2页;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60、95、241、270页。
1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东北书店1947年版,第73、82、138—139、142—143、392页、“说明”。
20《共产党人》第4期,1940年2月25日,第2页。
2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4页。
2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绪言”第50页之三。
23陈恭禄:《对旧着〈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判》,《教学与研究汇刊》1956年创刊号,第3—5、13—15页。
24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8、101页。
25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3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2—13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页。
26张海鹏:《试论罗尔纲史学研究的新生命》,《罗尔纲全集》第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27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208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页。
30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8、450、452页。
31陈恭禄:《对旧着〈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判》,《教学与研究汇刊》1956年创刊号,第3页。
32罗尔纲:《重写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的自我检讨》,《光明日报》1955年3月3日第3版。
33罗尔纲:《罗尔纲全集》第20卷,第37页。
34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性质不容否定——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
35任继愈:《批判“影射史学”,恢复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哲学研究》1978年第3期。参与该文讨论者另有李泽厚等6人。
36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90页。
38李泽厚:《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19页。
39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54、78、119页。
40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4、103、58、264、274页。
41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为金田起义150周年而作》,《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
42夏春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43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44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5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46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6页。
47裴宜理:《“告别革命”与中国政治研究》,刘平译,《思与言》第44卷第3期,2006年。
48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第173页。
